长征路上光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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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会宁和六盘山，在吴起镇，我仿佛看见手持钢枪、意气风发的红军战士。我紧随其后，并跟着他们的身影一路走向延安。2016年7月，参加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光明行

在会宁和六盘山，在吴起镇，我仿佛看见手持钢枪、意气风发的红军战士。我紧随其后，并跟着他们的身影一路走向延安。 2016年7月，参加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光明行”甘陕段活动，进会宁，上六盘山，过吴起，抵延安，感触颇多。到延安当晚，特意去远眺了宝塔山，虽然延河几近干涸，但山上宝塔却熠熠生辉，照亮了延安城夜空。 出会宁 甘肃会宁的出名，与1936年10月初发生的一个事件有关。10月2日凌晨，中国工农红军15军团直属骑兵团攻克会宁县城。两天后，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也率部赶来击溃周边敌军。这是会宁历史上最值得回味的一场战斗，规模不大，打得干净利落。左权和聂荣臻在此等候友军，万事俱备，只待红二、四方面的到来。 红军之所以要扫净会宁城内守军，是因为此县已经被毛泽东确定为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地点。据说，毛泽东在最终决定三军主力会师会宁后，难抑兴奋之情，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会师地占地面积对于会宁县城而言，已经不算小。高耸的会师楼与会师纪念馆遥遥相对，登城楼，可俯瞰会师地全景。正中间是一座红军战士的雕像，雕像被一条红色的飘带缠绕，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作家魏巍创作的长篇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在众多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字资料中，魏巍的这部小说是创作时间相对较早的一部。 延安宝塔 会师楼由三座塔相拥而上，至顶部，再汇合成一座塔尖。寓意再鲜明不过。倘若只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这座塔，似乎也没有惊世之处，但融入了三军会师的历史，就显出它的独一无二了。所以，会师楼被评为“大国印记：1949-2009中国60大地标”之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始于江西瑞金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这是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据说，1934年10月16日傍晚，获悉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远隔千里的蒋介石指着地图失态地叫道：“他们是走向深渊，走向死亡！”然而，一年以后，围追堵截红军，却战果有限的蒋介石才意识到，他面对的这股头戴红星、脚穿草鞋的年轻士兵，仿佛钢铁洪流，势不可挡。更令他恼怒的是，从瑞金出发到陕甘会师，居然只用了两年时间。而且，红军员额从鼎盛时的30万人，经过长征到达会宁时，只剩下3万人。尽管双方兵力悬殊，他依旧调集重兵，并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在蒋看来，将剩余红军扼杀在陕甘地区，是稳固自己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蒋介石和他的智囊们恐怕在东渡台湾海峡时，也没有找到红军如此英勇的答案。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听到过张闻天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对于年轻的红军战士来说，理想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它既可以是共产主义理想，又可以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地耕。要不然，他们是不会有“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的无畏气概的。 红军出会宁后，西路军约2万余人，在虎豹口渡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这也称之为西路军西征。目的是希望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而，终因孤军作战，浴血河西走廊，全军仅剩四百余人，几乎全军覆灭。即使在如此卓绝的困境下，毛泽东依然没有低头，而是将剩下的火种带到延安，并在接下的十来年时间里，燃遍中国大地。 六盘山 登六盘山那天，大雾，十米开外，不见人影。广场门前两侧群雕，只剩一个轮廓。原本可以一览无余的红一、二、四方面军旗帜，悉数被浓雾遮挡。向上的台阶，也被雾气濡湿。只有我自己，依稀可辩脚下的路面，纪念馆在峰顶，也就没有退路，再大的雾，也要向上走。 即使敝开红军长征路上翻越最后一座大山的史实，六盘山也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就地理位置而言，“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就足以让其有傲世之本，尤其它处于西部黄土高原，却有难得的生态。大雾笼罩山脉，本身就是雨露滋润的现象。 让我稍稍吃惊的是，六盘山居然是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时曾在这里休养生息之地，并在此整肃军队，后病逝于此。 在《清平乐·六盘山》中，毛泽东显示了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胸怀和才智：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其实，馆藏内容，大致了解，历史已经尘埃落定，怎么写，取决于胜者的视角与姿态。事实也证明，当红军翻越六盘山，万里长征的结束就指日可待。对于很多红军官兵来说，以胜利告别长征，是最好的结果。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赢得毛泽东的信任。我看到过一张斯诺与毛泽东并肩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经查询，为1970年10月1日。照片上的斯诺与毛泽东谈笑风生，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据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斯诺不光与毛泽东私交甚好，他对中国也有非凡感情，以至于在他逝世后，将其中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首版于伦敦戈兰茨公司，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十几万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在美出版该书。我一直认为，斯诺的这部著作为红军将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在西方国家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在斯诺看来，中国的未来在延安。 从山脚下仰望六盘山，云雾缭绕山峰。我又一次想起成吉思汗，据说有人曾经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过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无一失败。所以，连拿破仑也要用敬畏的口吻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不要以为蒙古大军入侵欧洲是亚洲散沙在盲目移动，这个游牧民族有严格的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他们要比自己的对手精明得多。 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旧居 南泥湾 只是成吉思汗恐怕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六盘山下终止生命。他更不会想到，700多年后，会有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翻越六盘山，他们的指挥员将从陕北走向紫禁城，登上天安门。 南泥湾 从延安城去南泥湾的路上，两边青山连绵，植被郁郁葱葱，地上的庄稼也长势良好，颇有一些江南的味道。有一阵，下起大雨，这对于干旱的陕北，是喜雨。车行至南泥湾，雨止，下车，参观纪念馆。一些熟悉的名字，熟悉的词句，就不断蹦跳出来，比如“三五九旅”、比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再比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他相信，在贫瘠的陕北，只要自己的部队有足够的补给和耐心，困死红军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蒋介石又一次失算了。 延安的困难难以想象。连毛泽东都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然而，经过长征和西路军失败的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为眼前的困境所打倒，在一定程度上，这不过是对他日后执政的一次考验。于是，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开进了被称作“烂泥湾”的南泥湾。 “再造陕北好江南”最终能够得以实现，决策者是必须歌颂的，但是，更应该被记住的是那些普通的士兵。讲解员说，在南泥湾垦荒过程中，有大约一千多士兵长眠在这片土地了。我有些不敢相信，当确认是这个数字时，我还是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疼痛。我能够想象那些士兵的年龄，正如我眼前这片土地上的玉米那样，绿色、健壮，正处于拔节的大好时光，他们肩扛的步枪里子弹依然没有退镗，但他们的双手已经握起锄头，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向荒山要土地，要粮食了。而且，最后不仅满足了部队的需要，还能够向地方政府缴纳公粮。这恐怕也是中国军史上，十分罕见的一种现象。 士兵们用年轻生命夯成的铜墙铁壁，为延安走向北京城，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金色屏障。所以，毛泽东在接见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官兵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到东边，东边安全；你们到西边，西边安全。你们是一支能打仗会生产的部队。敌人不来就生产，敌人来了就拿起枪战斗。” 士兵们对于生活显然没有奢求。他们中的不少士兵经历过万里长征，参加过不止一场生死决战，目睹过战友倒在雪山草地上和争夺城池的城墙下。当他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日子就开满了温暖的花朵。一位无名的士兵写下这样一段顺口溜表达战友们的欣喜：早上吃了四个菜，中午又吃炸油糕，大米饭，黄米馍，我们的生活改善了。 在纪念馆外，有一座青铜雕塑，一组年轻的士兵用不同的农耕工具，以疲惫但铿锵的姿态，叙述着那段历史。从他们坚韧的目光里，我看见稻浪翻滚，麦子飘香，大地生长蔬菜和玉米，听到白桦树上长满爱情的叶子。 在南泥湾，我意外地发现，南泥湾银行的旧址居然在供电所院内。在一排窑洞上方，一块嵌在墙壁上的铭牌揭示了这段沧桑历史。南泥湾供电所仅6名员工，八零后的吴所长对于自己的工作如数家珍，比如他们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小块蔬菜地，种植的番茄已经结果，虽然青涩，但可以预见，若干天之后，硕果将会挂满枝头。 我忽然就想起，在南泥湾垦荒之时，毛泽东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迅速成了纺线能手。 宝塔山 重返延安那日，天色向晚。车子顺着延河进入中心城区，转一个弯，突然发现右侧车窗外，有一座塔通体透亮，在夜空中熠熠闪光。全车人几乎同声发出一声感叹，并喊道：宝塔。这种心情，我许多年以前第一次到延安时，也曾有过。和我当时激动难抑的还有诗人贺敬之。他在《回延安》一诗中，唱出：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到延安，不登宝塔山肯定是遗憾的。宝塔是一个红色政权的象征，也是建于唐代的重要文物。到了山上，进塔门楣上刻有“俯视红尘”，从塔顶俯瞰，能够俯视的，是延安城，以及延河两侧绵延的崇山峻岭。 塔楼内部空间极为狭窄，无论是旋转的塔道，还是楼梯，都只能容一人经过。楼梯陡峭，需要双手握着两侧栏杆，才能向上攀登。在每一层之间开有一孔，上楼时，也得翻越，不然，就无法攀入上一层。到第九层，就是塔尖位置。这时，阳光正从东面照进塔楼的洞孔，洞孔上有木栅栏，阳光就在塔内小小的空地上，映照出倾斜的倒影。 当年，延安成为热血青年神往的地方，他们中的不少人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奔赴他们心中的圣地延安，他们相信，中国的未来在延安。而宝塔山，几乎就是他们心中一把神圣的火炬，照亮漆黑的长夜。 不说革命圣地，红色摇篮，延安其实就是一个自然与人文景观俱佳的旅游城市。只不过因为这些平常的人文景观赋予红色的历史，就显出它的独一无二。早在明朝，延安知府顾延寿就写过一首非常雅致的诗：“嘉岭叠叠椅晴空，景色都归西照中。塔影例分深树绿，花枝低映碧流红。幽僧栖迹烟霞坞，野鸟飞归锦绣从。 山脚下的摩崖石刻，范仲淹的字居多。一路看去，我在“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题刻前驻足，一阵感慨从心底油然而生。当年，范仲淹镇守西北边塞重镇延安，写下这等豪迈题刻，可见他的内心是何等壮阔。然而，就延安历史而言，这题刻用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身上，似乎更加合适。他们胸中，岂止数万甲兵，而是百万雄师、万里江山。以塔为旗，他们从这个陕北的山沟沟，打出了一个辽阔的人民共和国。 延安的窑洞 人类总能在大地上找到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窑洞冬暖夏凉，在南方人匪夷所思的洞窟里，陕北人享受着泥土带给他们的温暖与凉爽。以我在延安的观察，凡窑洞，均向阳，高原充足的阳光照耀着窑洞，那些花格子窗像一只只艺术的手指，剪裁着阳光，渗入窑洞的光线就线条丰富。于是，在杨家岭和枣园，我看到了一些普通的窑洞，它们的门和窗一律向着太阳敞开。每一处窑洞，基本上以若干个窑洞连成一体，独门独院，显示出这里的主人曾经不同凡响的身份。 参加“重走长征路·光明行”的电力作家在会宁三军会师楼前 几乎每一座院落都植银杏，在湛蓝的天空下，黄灿灿的银杏叶热烈地将天幕涂成一片浓郁的秋色，银杏是长命的植物，它们的生长极其缓慢，但具有坚强的生命耐力，由此或许可推断，这些银杏与窑洞一起历经岁月沧桑。这些窑洞，可能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洞窟，它们的主人，在这些泥土挖出的洞穴里，指挥了一场全世界最大的人民战争，也许，这是世界军事史上面积最小的指挥机关，但是，他们却将散落在深山间的红军、八路军和游击队员们整装成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兵临紫禁城。 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窑洞的主人，他分别居住在杨家岭和枣园。在延安的窑洞生涯中，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这些著作，为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这位毕业于湘潭师范的书生，从不佩枪，却将他的对手打得落荒而逃。他的那些文章，散发着哲学的光芒，在很长一个时期，成为一个政党的经典与建国的范本。毛泽东撰写《论联合政府》是在枣园，那个窑洞的陈设，以现在的眼光看，自然十分简陋，但是光线充足，非常安静。也就是说，在日照充分的陕北，毛泽东可以在一个安静的窑洞里，开始他的精神漫游。而战争，在他看来，只是一些实践他理想的过程而已。 现在陈列的那把藤椅与书桌，不知是否原物，但这个窑洞，应该就是当年的那个窑洞吧？书桌上方的洞壁上，挂一幅毛泽东伏案写作的照片，图片的说明是毛泽东正在撰写《论联合政府》。我以此为背景，留了一个影。那天早晨，延安的气温很低，照片拍好后，因为寒冷，我的姿态看上去有些僵硬，与照片上毛泽东自信、从容的神态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我不再重拍，因为从毛泽东的衣着看，他写作这部巨著时的气候，也不太温暖，但是他面对镜头的坦荡与自然，却看不出冬天的感觉。所以，无论我怎样努力坦然，也无法将自己拍出一些气概来。 枣园没有枣树。如今的杨家岭和枣园，因为那些窑洞而成为圣地，人群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他们和我一样，从这个窑洞走向那个窑洞，从杨家岭走向枣园，又从枣园去看延河水，以及那座著名的宝塔。类似的塔楼在陕北十分常见，但它在延安的山头一立，就成为大海中的一盏航标灯。我没有实验过，在毛泽东曾经居住的窑洞眺望，是否能够看见那座宝塔，但是，有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才俊，却在遥远的地方看见了它，并且以它为坐标，奔向延安。 窑洞里也有一盏灯总是亮到很晚。毛泽东早期在延安的日子，是没有电力供应的，也许，他在撰写那些足可进入世界最顶级图书馆藏的著作时，也是依靠油灯照明的。很显然，油灯的亮度非常有限，甚至于只能照亮毛泽东笔下的稿纸，但是，微弱的灯光在延安的夜色中却显得温暖而灿烂。延安的普通百姓或许不能轻易见到这盏夜晚中的灯，但是，无数在延安，或者远离延安窑洞的眼睛，却能够看见这盏灯。后来的事实证明，延安窑洞夜色中的这盏灯，燃烧并且燎原，照亮了中国广袤的土地。

文章来源：《中国电力教育》 网址: http://www.zgdljyzz.cn/qikandaodu/2020/1010/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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