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宣教格局与公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学习关于_中国电力教育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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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宣教格局与公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学习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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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 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①习近平.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N］.人民日报，2016 -12 -22.2019 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再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②新华网.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19 -06 -03］.http：／／／politics／2019 -06／03／c_.htm.2020 年9 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指出：“生活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③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N］.人民日报，2020 -09 -02.垃圾分类重要且必要，要实现垃圾分类全民参与，必须狠抓宣传教育工作，唤起公民垃圾分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主动参与垃圾分类、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尚。

多年来，理论界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问题剖析和策略分析两方面。关于垃圾分类的问题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四个断裂”说，即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④冯林玉，秦鹏.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与义务进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5）.；第二，“三种内在张力”说，即“生活垃圾分类”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关系不清、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冲突以及国家行动者与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⑤孙其昂，孙旭友，等.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第三，“内因、外因”说，即个人习惯、环保意识、“经济人”理性等内在因素与宣传教育、部门管理、法律制度等外在因素①鲁先锋.垃圾分类管理中的外压机制与诱导机制［J］.城市问题，2013，（1）.。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政府主导力度、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公民意识等是比较公认的影响垃圾分类的主要因素。关于解决方法，有学者借鉴日本垃圾分类经验提出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健全法律体系、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社会协同治理②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有学者认为社区是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的重要场域，垃圾分类是撬动社区善治的重要支点③刘建军，李小雨.城市的风度：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与社区善治——以上海市爱建居民区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9，（1）.；有学者提出垃圾分类要落到实处，主要应从法律规范、管理制度和市民意识三个方面着手解决④徐畅.城市垃圾分类何以落到实处［N］.人民论坛，2019 -02 -05.。尽管学者们对垃圾分类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普遍表达出应重视公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认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垃圾分类意识是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重要一环。此外，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宣传教育的重要性的表层，针对垃圾分类宣传教育的专门研究不够深入，对垃圾分类宣传教育的系统研究较少，对宣传教育具体路径的探讨也相对贫乏。

一、宣传教育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工程

2019年7 月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上海正式迈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垃圾分类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大部分民众对强制生活垃圾分类表示支持，少数民众则表达了对“突如其来”的强制分类的“吐槽”。事实上，强制生活垃圾分类并非突如其来。中国从1957 年就提出了“城区将分类收集垃圾”的构想，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思想的国家。2000 年，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启动，由8 个试点城市，到26 个示范城市（区），再到46 个重点城市，由点及面逐步铺开。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以看出，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已经推进了60 多个年头，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公民尚未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